自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开始，席卷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中外船只远航世界各地。在这些跨洋航行中，19世纪以后，以“景泰丰”号（后改“宁波”号）、“耆英”号、“黄河”号、“厦门”号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木帆船，到达美洲、欧洲、澳洲等地。

　　其中，“厦门”号是由一位中国的洋女婿乔治·沃德，为实现他的返乡梦，出资邀请泉州西方村的著名造船工匠，在厦门港建造的一艘3桅3帆的渔船。1922年5月17日，“厦门”号载着沃德船长和他的中国妻子、儿子等，自厦门港扬帆北上，于6月10日到达上海。经十几天的短暂休整之后，“厦门”号从上海出发，7月经停日本北海道函馆，8月绕经阿留申群岛，9月19日到达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后来，“厦门”号沿美国西海岸南下，一路停靠很多港口，经由巴拿马运河进入大西洋，最后于1924年6月2日到达纽约，全程1.8万英里。

　　“厦门”号不仅见证了第一任船长沃德和他中国妻子的爱情故事和横渡太平洋、进入大西洋的航海壮举，还见证了第二任船长的爱情故事。1923年4月，在旧金山，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尼尔森（Alfred Nilson）的无线电工程师，被“厦门”号所吸引，成为船上的一名水手。1925年，尼尔森在纽约买下“厦门”号，成为“厦门”号的第二任船长，并在这一年，尼尔森船长遇到了他的太太丽塔。后来，尼尔森船长同样带着他的太太，以及三个儿子，休闲地驾着“厦门”号环游各地。

　　“厦门”号的故事极富浪漫与传奇色彩加之她典型的福船造型、亮丽色彩和她载赋的东方神秘想象，在当时也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New York Time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及《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中外报刊争相报道此船。1924年6月3日，《》评价“厦门”号为“大西洋第一艘中式帆船”（The first Chinese junk to be seen in Atlantic waters）。1924年6月8日，在“厦门”号到达纽约的6天后，《》更是以《一艘远道而来的中国木帆船──沃德船长一家的太平洋航行历险》（All the way from China in a junk Capt.Waard and family here in Strange craft-crossed the Pacific）为题，整版报道了“厦门”号的完整航程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该文作者塞缪尔·麦考伊（Samuel McCoy），1923年9月，在纽约遇见了3位船长，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席间，这几位船长提到了一位更具传奇色彩的船长──乔治·沃德（George Waard）。这位船长和他的妻子驾驶着一艘名叫“厦门”号的中国木帆船，从中国的厦门港出发，一路劈波斩浪，横渡太平洋，抵达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1924年6月2日，“厦门”号终于抵达纽约港。那么这艘“厦门”号究竟是怎样的一艘船？又有哪些不可思议的经历？塞缪尔·麦考撰写此文，作了专题报道。

　　这艘船，名叫“厦门”号，取名来自遥远的建造该船的中国海港。该船总长69英尺，水线英尺，船体向首部收窄，在靠向船尾的后部达到最大宽度，这和多数西洋船舶不一样，后者都是在船的中部达到最大宽度。“厦门”号型深5英尺2英寸，空载吃水4英尺（见译注1）。

　　从船首至船尾，全船用鲜艳的颜色喷涂，这让“厦门”号在其周围这些小船中显得格外显眼。她的舷墙被涂成深朱色，而添上绿、黑、黄三色带，增添了她的鲜艳度。

　　“厦门”号有三桅。主桅杆是一根巨大的圆木，其末端直径几近2英尺，矗立在船体中间，但在外国人看来，这个位置有些怪异。前桅向前倾，后桅更小且设置于近船尾处。每根桅杆，都装有一面可独立操作的矩形帆，类似于你在蓝色的广东瓷器上经常看到的古朴典雅的扇形帆图案，每张帆都由平行排列的帆竹撑开。这个巨大且沉重的主帆单靠一个力气大的人向上拉，还是有困难的，沃德船长的确独自完成过升帆，但通常还是需要两个人来完成这项工作。

　　她的船头和船尾，两端向上翘，船体修长地外伸、高悬于水面以上，特征十分明显。你见过海鸥漂浮在水面上吗？“厦门”号外观就是这样的。

　　“厦门”号如何被建造？如何跨越大洋、历险航海到此？让我们听听船长沃德的自述：

　　沃德出生在荷兰，年仅7岁时，就作为船上的服务员，随着一艘小型荷兰帆船出海了。他今年51岁，已有44年的航海生涯。早年，他到达加拿大并取得加拿大国籍。随后，大约是二十多年前，他航海来到了中国。在香港，当地的居民几乎都住在木船上。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蔡玉（Chay Yee，见译注2）。她的父亲是一艘300吨木船的船主，手下有15个船员。她父亲的船，从事货物的运输与贸易，定期往来于外河与内河之间。蔡玉出生在船上，也在船上长大，与当海员的父亲一样，她对织缆、升帆等操船技艺也极为娴熟。19年前，19岁的蔡玉嫁给了这个蓝眼睛的荷兰人。沃德惊讶于他中国妻子优异的英语表达能力，就问她以前在哪所学校学过英语，蔡玉微笑着答道：“没学过，结婚前，我从没说过英语”。而沃德只会说一丁点中文，都是婚后从他中国妻子那里学来的。

　　多年来，沃德在厦门和汕头供职于中国海关，后又成为一艘跑东南亚航线的蒸汽轮船的船长，经香港，往来于日本与加尔各答之间。“一战”期间，他是“南海”号（Namhoi）客轮的船长，“南海”号载客量为1200人，运营于华南航线年多前，沃德和妻子决定驾着一艘属于他们自己的船周游世界。“厦门”号的建造就此敲定，开始动工。工程持续了将近6个月。工匠们采用樟木作为船的重要结构用材，采用中国杉木作为船壳板的用材。樟木十分坚韧，这艘船选用的是离厦门不远的台湾岛所产的樟木，这种木材本身就能散发出浓郁好闻的樟脑特有气味。这艘船的所有建造木材，均由钉、榫接连，在航行了15000英里后，仍和刚下水时的状态一样好。沃德船长自豪地说道：“这艘船一滴水都没渗过。”

　　按当地习俗，“厦门”号准备下水时，一位僧人被请上船，并在船首为两个船眼绘色点睛，意在让船看清航路（见译注3）。1922年5月17日，“厦门”号从厦门港启航，向北600英里，前往上海，这是她整个航程的第一站。

　　抵达上海后，“厦门”号锚泊在黄浦江畔，其对面就是哗地玛码头（Wetmore Road Jetty，见译注4）。他们对“厦门”号接下来的长航程进行补给，沃德船长买了一本空白账簿，用作航海日志。这天是6月18日，但日志的第一次记录是在6月20日，在扉页上，沃德船长写下：

　　上海，1922年6月20日。锚泊于下游海关站（Lower Custom Station，见译注5）。晴，东南风，风力中等。船员储备物资及淡水。科瓦利查克先生（Mr. Kovalchuck）也加入了去维多利亚港（Victoria）的行程。

　　“厦门”号悠闲地驶出上海，直到6月23日才驶过水上航标灯处，这可能是她真正离沪的时间。“厦门”号走的是内海航线日，遭遇强飓风，驶入日本西海岸外的隐歧诸岛（Oki Islands）避风。7月10日，抵达小泊（Kadomari，见译注6），7月12日停泊在函馆（Hakodate，见译注7），位于日本津轻海峡（Tsugaru Straits，见译注8）。

　　“厦门”号停泊在函馆时，锚环断裂，新买了两个锚，同时在用的还有一个小锚。7月18日在向前行驶了几英里后，“厦门”号在7月20日真正开始了长距离的跨洋航行，这段航程的启航位置是津轻海峡，位于北纬41°40′，东经141°10′。他们还要航行将近3000英里才能再次看到陆地，但他们不知道还能否再看到。

　　10天后，他们给来自日本横滨（Yokohama）、前往美国波特兰（Portland）的蒸汽船“本·艾弗斯”号（Ben Avos）发信号，说他们位于北纬44.41°，东经157.30°。8月5日，他们看到了客轮“加拿大女王”号（Empress of Canada），位于北纬50.55°，东经173.35°，这是“厦门”号在这一段漫长航程中遇见的仅有的两艘船。

　　8月4日，他们遇到了一场骇人的飓风，飓风持续了三天，风速有时达到了100英里/小时。这艘看上去笨拙的小帆船却完好无损地通过了这次考验。8月4日的日志上简明扼要地写着：“狂浪，只升前帆”。8月6日，在糟糕的西南风来临之前，海上已经掀起高山似的巨浪，不断有巨大的碎浪打上船。早上六点时，船舵被冲走了，日志上写道：

　　顶风停航，向东漂流。朝上风处放置镇浪油袋（oilbag，见译注9），船员制作应急舵。上午11点，放置应急舵。

　　“放置应急舵”是沃德船长对自己当时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所说的全部内容。面对令人生畏的大海，他弯下身子，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工作了数个小时，修复船体，直到被替换的舵安全地加固，这需要动用他全身每一盎司的肌肉，还需要耐力和技巧。

　　最终，这艘船和船上的人员都安然无恙。但就航海技术而言，他需要独立完成这项工作：科瓦利查克是一名来自阿留申群岛的住民，没有航海经验。他曾经是香港的一名安保人员，一直渴望能够通过工作获得回家的机会。另外三个中国人不是海员。最年长的陈泰，来自台湾人，曾经是猎头部落的成员，吹嘘他的皮带上有13张人头皮。另外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在风暴中，则有些晕船。

　　沃德的妻子和孩子，轮流照看控制着舵的舵柄，它长12英尺。沃德的妻子每次要站6个小时，就像每一个掌舵的船工那样。接着，又不断有特大飓风侵扰他们，但没有一片帆被吹走。

　　8月9日，他们看见了陆地，是美洲的一个前沿地区！之前他们有20多天没看见任何陆地！那是卡纳加岛（Kanaga Island），阿留申群岛的岛屿之一，位于北纬51.48°，西经177.10°。大雨让他们视线模糊，他们停泊在岛屿外面，“在一些礁石的背风处”。要通过此处，只有再想出更多实用的航海应对技巧。

　　他们花费了一天时间进一步修理船舵，第二天再起航。8月11日他们抵达阿特卡岛（Atkha Island），接近白令海（Bering Sea），然后向东南方向，通过阿姆利亚岛（Amlia Island）。四天后，他们又对船舵进行修理。接着，16号，海浪汹涌，船舶无法操控。他们又回到港湾避难。8月18日，他们又一次出发了，抵达Nassau Bay，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个加拿大籍的学校老师，通过他获得了一些船舶的补给。也就在此处，他们获悉有一艘美国巡逻艇正在搜寻他们并在等待这艘船的出现。最后，21日，巡逻艇到了。巡逻艇上的指挥人员命令沃德船长立刻前往乌纳拉斯卡（Unalaska，见译注10），向那里的当局提交文件，因为他无法为自己的船只提供英属地注册证明。虽然他是加拿大公民，但他不是在英属地出生的。

　　他继续前行，于8月29日抵达乌纳拉斯卡。现在，他就能合规合法地在后桅上悬挂英属地旗帜。

　　9月2日，“厦门”号朝着维多利亚进发。24小时后，在9月3日凌晨，一股从南至西南的飓风袭击了“厦门”号，她的舵再一次被冲走，被海水打碎。她在礁石间停摆，靠着前帆，凭着超常的韧劲，一直坚持到晚上9点。沃德船长又一次修好了操舵装置。

　　但在接下来的四天中，船很难掌舵。这艘勇往直前的小船虽然接近她的目的地了，但她已是一路蹒跚，始终坚持着。

　　9月19日上午10点，他们又看到了陆地，是维多利亚的威廉海德（William Head）。赶在那日天黑前，“厦门”号停在了维多利亚港。这是令全世界都啧啧称奇的一次新的跨洋记录，沃德船长点上了一支烟。

　　成群结队的猎奇者们都来目睹这艘小船。在“厦门”号继续航程之前，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和玛丽·碧克馥（Mary Pickford，见译注11）登上了这艘船，并被拍了照！这真是不朽的传奇！

　　此后，“厦门”号的航行从容不迫，南下美国西海岸到达巴拿马运河，然后再向北前往纽约。中途停靠几个城市，除了在西雅图（Seattle）和旧金山（San Francisco）之间遇到一场大飓风，其余时候，没有太多困难。“厦门”号抵达维多利亚港后，中国船员被移民当局遣送回国。在后续的大部分航程中，除了一位在旧金山受雇上船的年轻人阿尔弗雷德·尼尔森（Alfred Nilson）以外，沃德一家三口再没其他人帮衬了。

　　除了那些有关风暴的故事，“厦门”号就没有让人汗毛直竖的冒险事儿了吗？不，有的。

　　当她还在中国海岸游弋时，一天晚上，有海盗上了船。还有，某天凌晨1点，一条16英尺长的巨蟒爬上了甲板，然后沿着舱梯，蜿蜒地爬向小博比睡觉的卧铺。

　　沃德船长之前遇到过海盗，因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货物，所以能让海盗和平友好地离开。至于蟒蛇，它还没来得及知道爬到了那里，就被沃德船长一枪毙命。中国船员把它做成烤肉，大块朵颐，蛇皮现在被铺展在船舱的棚顶上。

　　沃德船长认为这两件事没有一件值得在航海日志上记录下来。而他在航行过程中，的确每晚都做日志，所记录的是以下文字：

　　1.即“厦门”号总长69英尺（21.03米），水线米），吃水4英尺（1.22米）。对于“厦门”号的主尺度，当时报刊记载不一，如：《时事新报》（1922.9.30）记“厦门”号长68英尺，而《民国日报》《时事新报》（1924.7.7）记“厦门”号船身长53英尺；《环球杂志》（The Wide World Magazine, 1923.3.1）记“厦门”号水线.蔡玉或者蔡仪（Chay Yee）。“蔡”这个姓氏，一说对应英语中Chay这个词（这是一个冷门的词，代表创造力、勇敢、独立），一说对应粤语的发音习惯。

　　3.船眼又称“龙目”，而龙目的灵性需通过“开光点眼”仪式赋予的。福建惠安崇武一带的渔船造好后，在下水前，需要对龙目进行一番特别的“点睛”仪式，需要在龙目周围镶上许多红布条，烧香焚冥钱后，方涂上油彩。江苏海州湾的渔船龙目“开光”，是先在两只龙眼上涂颜色，使之呈白眸黑睛，然后点眼（点睛），以公鸡冠上新取的鲜血点在两只龙眼的正中心。详参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典藏版 上卷 中卷 下卷》，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50页。

　　4.1895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上，总董提出要给从杨树浦到黄浦江边的第19号和22号马路命名，并提出两位著名的美国人，命名该路为Wetmore Road（今怀德路）和Jansen Road（今景星路）。这位Wetmore的美国人，全名是William Shepard Wetmore，1850年11月从美国来华抵达香港，不久前往广州，加入其叔父主持的哗地玛洋行。哗地玛洋行是当时美国在华的著名洋行之一，与旗昌、同孚、琼记并列为美商四大洋行。1851年底，Wetmore来到上海，与其堂弟合伙开办了哗地玛洋行。1855年、1861年，Wetmore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873年被选为副总董，担任1873-1874年市政年度的警备委员会主席、防卫委员会委员。Wetmore Road，按发音，被不少人习惯地中译为“威妥玛路”，而“威妥玛”实则另有其人，即英国驻沪副领事Thomas Francis Wade，他的中文名“威妥玛”一直有固定译法且在晚清中国鼎鼎大名，比美国人Wetmore名气大得多。Wetmor除了被讹误为“威妥玛”外，一些中文资料还中译为“魏德卯”。本着译名从己、从初的原则，Wetmor译为“哗地玛”，最为恰当。详参熊月之：《弥足珍贵的1854年上海年鉴》，载葛昆元《文化名人笔下的上海风情》，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114-120页。

　　9.为在大风浪中取得船舶安全，利用油的表面张力作用，使船周围的波面达到平滑，用于这一目的油叫“镇浪油”（storm oil）。布油的方法是，在所谓“镇浪油袋”（oil bag）即长30厘米左右的小型帆布袋内塞以麻絮、绵或棉纱头等用油浸透后吊在舷外，使油一点一点地连续地向海面流出。详参：李浑成等编著：《英汉/汉英航海词典》，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8年，第1759页；岩井聪著，周沂、王立真译：《操船论》，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11.国际影星道格拉斯·范朋克和他的妻子玛丽·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演员。1915年前往好莱坞当电影演员，初期影片以讽刺喜剧为主。他是第一个在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他们夫妇两人与大卫·格里菲斯组成美国默片黄金时代的“铁三角”。玛丽·碧克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加拿大国籍，她有很多昵称，如“美国甜心”“小玛丽”“金色卷发的女孩”。